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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簡史

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 譯言網   作者:公子重牙   發佈者:SalviNg
瀏覽11471次 時間:2016年1月25日 13:00

 


在11月13日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許多左翼人士把「伊拉克與敘利亞伊斯蘭國」(以下簡稱ISIS)組織崛起和東地區不斷加重的帝國主義暴行聯繫起來。

有人說:一方面戰爭與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伊斯蘭聖戰恐怖主義勢力範圍日益擴張;這兩方面糾纏在暴力與破壞相輔相成的作用之下。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1】在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不久指出:「帝國主義的暴行引發伊斯蘭主義【2】的暴行;反之亦然。」要擺脫這一虛無主義的死亡魔爪,我們必須要反對外國的干涉,結束帝國主義的暴行,停止對中東、非洲及世界其它地區財富的掠奪。

這樣一種看法的基本邏輯無疑是合理的;但是就其解釋性價值而言就不夠徹底了。其缺點是過於籠統和抽像,對於此時此刻的具體情況、ISIS作為一種運動的本質解釋得都很有限。把ISIS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說成某種自動性反應或自然的鏡像作用的做法會讓我們忽視促成該組織異軍突起的極為重要的歷史背景。

對伊拉克、敘利亞及這個地區的其它地方遭受西方侵略和災難性現實的反應為什麼採納了這一特殊的意識形態這一特殊的政治上的形式呢?如何解釋ISIS在阿拉伯世界與歐洲民眾中獲得的支持?簡單地說,問題在於:為什麼是現在?還有,為什麼是這樣?

ISIS崛起的源頭需要回溯到2011年與2012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3】運動。這些國民眾的起義代表了巨大的希望——一種必須繼續捍衛的希望。起義遭到了鎮壓和反撲,根本上無法前進。伊斯蘭主義團體恰恰佔據了這個突破口;他們的崛起與對起義的鎮壓以及他們身上體現的大眾民主訴求緊密關聯。

這裡沒有什麼必然性。實際上,阿拉伯起義面臨的困境創造了一個需要被其它力量填補的真空。

ISIS的世界觀就是對這一新現實的意識形態的表述。準確地說,ISIS的崛起不能像許多西方評論家認為的那樣,簡單地視為意識形態或宗教的產物。這個組織的成長有其非常真實的社會和政治的根源。

不過,認真研究其意識形態的表述能幫助我們理解各種互相影響的要素,如:宗派主義的破壞性蔓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發生的破壞性的鎮壓行動、中東地區地區性、國際性勢力的不同的利益,等等,如何共同促成了ISIS的崛起。

這是一種退的辯證法:當這個地區陷入日益深化的多種危機之際,ISIS既強化了人們實現2011年革命目標的無力感,又因這種無力感而壯大。雖然ISIS對這些危機的意識形態解釋顯然是錯誤的,但是這種解釋看來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鳴,與他們生活的經驗吻合,和他們對充滿混亂與毀滅的世界的理解合拍。這一過程中的互相強化方面是使得當前處境如此危險的原因。

2011年的鬼魂

2010、2011年肇始於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議活動發展出的劇變, 以及隨後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反彈,是該地區五十多年來最重大的一波革命運動。太多人在一開始就倉促地認為這些運動注定要失敗,更糟糕的是,甚至有人認為它們是國外陰謀家們鼓動起來的某種陰謀;在這樣一個時候,我們應該記住這些運動承載的原初的承諾。

幾代人以來第一次,這些抗議活動吸引了數百萬人參與到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去,猛烈撼動了政府的架構,動搖了與西方結盟的壓迫性政權的統治。更重要的是,這些運動在範圍上具有區域性的特點,指向整個中東地區人們的共性和共享的經驗。阿拉伯起義對全世界人民的政治覺醒和組織形式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這些起義從一開始就表明了:關鍵問題遠遠不是很多評論家們假設的那種簡單化漫畫式的「民主對陣獨裁」的問題。人們湧上街頭的深層原因是與該地區資本主義的幾種形式緊密關聯: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阿拉伯國家的獨裁政權長期以來在西方霸權的支持下對內實行的警察與軍事的專制。

我們應該從整體上來看這些事實,而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它們。抗議群眾未必會公開說明:這些事實作為整體是他們憤怒的原因;但是抗議背後的此種現實意味著:阿拉伯世界面對的深層問題永遠不能簡單地通過趕走一些獨裁者的方式得到解決。

恰恰是為了阻止這種對政治和經濟格局的挑戰,西方霸權及它們在當地的同盟支持下的精英人士迅速介入,企圖扼殺革命的可能性。這一企圖訴諸於各種不同的手段、有一大堆立場不同的政客參與運作,從而在不同國家表現為各不相同的反革命過程。

在經濟政策層面上,幾乎沒什麼變化:西方的捐款人和國際金融機構堅持要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約旦這些國家繼續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一攬子計劃。與經濟上繼續新自由主義路線相伴的、事實上是其前提條件之一的是:頒布新的法律和緊急命令來禁止抗議、罷工和政治運動。

與此同時,對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干預也迅速展開。在西方直接軍事干預之後利比亞的分裂、以及沙特牽頭的對巴林國起義的鎮壓是這一反革命進程中的兩個關鍵事件。2013年七月在埃及的軍事政變也是恢復舊的政府架構過程中的一個關鍵事件;同時也確證了在埃及革命進程的反撲中海灣國家【4】的惡毒角色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阿薩德政權給敘利亞帶來的社會上和物質上的破壞,包括成千上萬人死亡、國境內外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進一步強化了在這個地區盛行的、取代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初的樂觀精神的絕望感。

ISIS 及其前身與阿拉伯起義的第一個階段:2011年撼動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大規模示威、罷工以及富有創意的抗議行動——基本沒有關係。事實上,在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的政權被推翻之後,當時稱作「伊拉克伊斯蘭國家」的ISIS唯一發表的一份警告聲明是反對世俗主義、民主和民族主義的,並且敦促埃及人不要「用更糟糕的來替代稍好點的(政權)」。

然而當追求真正變革的最初夢想的實現看來越來越困難之際,ISIS及其它伊斯蘭聖戰組織的出現是此次逆轉的一個徵兆、革命過程中明顯的退潮與不斷增長的混亂感的一種表達。要理解這一點,有必要簡要瞭解一下ISIS的意識形態與世界觀。

虔誠、獸行與烏托邦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常常被視為一種想要復興輝煌過去的願望。在遜尼派【5】的描述中,這一輝煌過去的典範是先知默罕默德死後最初的幾代伊斯蘭統治者們。ISIS聲稱那是他們的目標,從社交活動和宗教法律上面來看,那就是他們打算如何統治的想法。

但是把ISIS視為七世紀的一種簡單的領土收復主義【6】組織則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該組織對國家建設計劃非常重視,耗費了大量精力,在其控制的區域內建立了各種金融的、法律的、及行政的架構。雖然ISIS控制區的邊界經常發生變化,而對於何為「控制」也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根據他們涉及的區域之廣大,有人估計ISIS控制的人口超過一千萬。

作為這一非常現代主義的計劃的一部分,該組織把發展一個先進的媒體和宣傳網絡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從而在質的方面與其它伊斯蘭政權比如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區別開來。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的阿富汗,用電視來裝飾的樹和「被處決的」電腦依然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圖像。

一位研究人員估計說:ISIS的媒體部門每天製造近四十件獨特的媒體產品,包括以多種語言製成的錄像、圖片報道、文章和音頻節目。這一製作水平足以和任何電視網匹敵,和較早的基地組織【7】宣傳模式形成鮮明對照。基地組織依靠的是從阿富汗山上偷運到半島電視台的那些有顆粒感的錄像帶;而這些錄像帶還要經過有敵意的、變幻莫測的新聞製片人和情報機關的審核。

ISIS宣傳的這一非中心化的網絡也是獨一無二的:他們使用一支推特賬戶大軍和匿名網站諸如justpaste.it和archive.org來寄存他們的媒體產品。阿拉伯記者阿布杜·巴瑞·艾特彎【8】對ISIS崛起的描寫是根據ISIS內部佔據有利地位的人士提供的消息而來的。他聲稱:該組織控制超過十萬推特賬戶,每天發出五萬條推特信息。推特及其它社交媒體是ISIS招募新人和傳播信息的渠道。

ISIS擅長使用新技術手段的方面已經廣為人知了,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對他們的一次口語化評論中說他們是「一群社交媒體玩得不錯的殺人犯」。但是ISIS對新技術和社交媒體的有效利用不應被簡單地視為一個技術能力的問題,或僅僅是一種針對保密與持續性監控的對策。事實上,ISIS把社交媒體和技術看作大事說明了該組織對表演與自我形象的癡迷。

確實地,你在這個地區很難找到任何一個別的政治或宗教實體把「塑造品牌」和為外面的世界打造某種自我形象的問題看得如此重大的。

在ISIS的意思形態中,有三個關鍵詞語。第一個是任何原教旨主義運動都不言自明的一個特徵:宗教上的虔誠;或者說不斷揚言且展示自己忠於宗教典籍的那種需要。在這一背景中,構成「虔誠」的是需要在敵對看法面前不斷宣揚、表演和捍衛的某種東西。

我們可以找到許多ISIS全神貫注於這一問題的例證。比如,有幾個評論家已經注意到該組織對敘利亞北部一個相當微不足道的小鎮達比克看來有點出奇的重視。達比克既沒有軍事設施,也沒有自然資源。儘管如此,ISIS的網絡雜誌以之命名;當他們宣佈要通過戰鬥佔領該鎮的時候,ISIS報告有大量新招募的人員加入。

原因呢?在伊斯蘭教的末世論中,達比克擁有特殊的地位,據說是未來伊斯蘭軍隊與異教徒軍隊戰鬥的地方;而這一戰鬥將預示世界末日的到來。通過控制這個敘利亞小鎮,ISIS可以聲稱自己忠實地走在數百年前預言的一條路線上。同樣道理,該組織宣佈把弱卡鎮作為其西部的總部,這一做法在阿拉伯的穆斯林民眾中很得人心。該鎮曾經是哈倫·拉希德【9】的家鄉;他是阿拔斯王朝的第五個統治者;而該王朝被視為伊斯蘭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ISIS宣傳的第二個核心特點是其著名的「獸行」因素:現場砍頭、槍決,以及其它令人震驚的內容使得該組織在全世界的電視和電腦屏幕上得到大量曝光。這些刻意的恐怖素材保證了該組織獲得大量的媒體報道且一炮而紅。

比較一下:基地組織花了幾十年再加上九一一恐怖襲擊才做到家喻戶曉,而ISIS成名要快得多。但是獸行絕不僅僅是為了醒目的標題,還為了刻意製造恐懼心態。

這一策略相當成功:當ISIS在2014年六月逼近摩蘇爾城的時候,伊拉克軍隊竟然脫掉軍裝、扔下武器跑走了;給這些聖戰狂人留下不計其數的武器及軍事運輸車輛,還有伊拉克中央銀行的四億美元(關於最後這一點目前有爭議)。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濫用暴力是ISIS「兩極化」策略的一個有意為之的元素。兩極化策略旨在引爆教派戰爭從而支持ISIS在這個地區的擴張。

儘管如此,和西方媒體中片面宣傳的不同,ISIS宣傳的主要內容較之於讓他們出名的暴行其實要平淡得多。該組織意識形態的第三個關鍵詞是:旨在展現「哈里發統治」下應有的愉悅的平民生活之烏托邦主題,其中包括豐富的經濟活動、優美的景致和穩定的生活。

一項窮盡該組織七月中到八月中所有媒體產品的研究發現:超過一半的材料聚焦於這類烏托邦主題。類似地,上面說到的雜誌《達比克》裡充斥了大量這一主題的文字。這是人們對ISIS在阿拉伯世界的自我定位誤解最多的一點,也可以說是理解該組織最重要的一點。這一定位看來是特意指向阿拉伯受眾的。

瀏覽ISIS相關的阿拉伯語推特賬戶,你會發現:它們喋喋不休地用色彩鮮艷的水果蔬菜、新鮮麵包和嶄新的牙科診所來粉飾愚蠢、無聊、平庸的生活諸如修理水管、人來人往的市場等。

這一觀察指向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ISIS有意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充滿混亂、戰爭與動盪的地區中一個穩定與和平的島嶼。這對我們理解ISIS對部分民眾的吸引力很重要。在深重危機的關頭,某種安全的承諾是ISIS成為有吸引力(或最低限度,不那麼糟糕的選項)的部分原因。

認識到這一烏托邦式的承諾是理解ISIS過去一年中成功壯大的重要線索。這不是在說:ISIS的統治不是殘暴的或具有壓迫性的,尤其是對於那些遭到其宗派主義暴行的人們來說;而是說:恰恰在其烏托邦式承諾的空洞性之上,我們可以看到某種程度的希望。

管理「野蠻的混亂」

ISIS宣傳的三板斧:宗教的虔誠、獸行與烏托邦,本身是更宏觀的末世論的一種反映:基於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而把歷史和未來階段化。這是ISIS與其它伊斯蘭聖戰組織如基地組織之間的主要區別之一。

和基地組織不同,ISIS傾向於強調與預言的時刻相關連的歷史階段會有序地逐一展開。達比克就是一個例證。這解釋了「宗教的虔誠」在該組織宣傳中份量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不那麼明顯地,這一末世論也為以上討論過的獸行與烏托邦兩個關鍵詞提供了一種解釋。

對這一點的清晰的思考可以在伊斯蘭聖戰策略的一部廣受歡迎的參考書中找到。這本名叫《管理野蠻:伊斯蘭國家存續的最關鍵階段》的書在2004年首次以化名阿布·貝克爾·納吉、使用阿拉伯文字發表在互聯網上。這本書不該被看作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攻略或實戰手冊,其在這個圈子中受歡迎這一事實本身實際上透露的是支撐伊斯蘭聖戰主義者思維的那種世界觀。

簡單地說,這本書的首要目標是解釋:要結束「霸權國家」(首要是美國)對該地區的統治和建立一個依據伊斯蘭原則的國家必須採納的步驟。該書勾畫出建立伊斯蘭國家之前必須經過的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騷擾與疲勞戰」,是作者認為阿拉伯世界在他寫作該書的時候(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正在經歷的階段。該階段的任務是通過「騷擾性行動」來騷擾和動搖敵人,這包括轟炸遊客度假村和經濟意義重大的(特別是與石油相關的)地區。

這些行動會迫使阿拉伯政府把維護安全的軍力分散到廣大區域中去,這一代價高昂的做法必將導致新的攻擊目標暴露出來。並且,採取這些行動且有恃無恐可以作為某種宣傳策略,幫助吸引招募新人。

這些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催生出一種動盪的局面,造成政府結構的癱瘓;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野蠻的混亂」階段。這一階段相應地是:個體與社會不安全感的大幅度升高,社會基本服務的缺乏,以及各種社會暴力事件的飆升。政府結構的分崩離析被視為一種很自然的結果;並且是對伊斯蘭聖戰組織有利的情形。聖戰者的職責是進入緊隨而來的混亂狀態,控制住局勢,以及「管理野蠻」。

具體而言,這意味著「為野蠻地區的居民提供服務,比如食物和醫療、保安和法律等服務,通過組織的手段來阻止他人對野蠻地區的攻擊,以及設立防禦工事來保障邊境安全。」

「管理野蠻」的這個方面清楚地反映了ISIS對自身當前在阿拉伯世界(特別是伊拉克和敘利亞)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並且幫助我們理解為何烏托邦主題在其宣傳中的地位如此顯要。

在《管理野蠻》一書的綱要中,暴力的作用也是基本的。像ISIS對暴行的使用一樣,該書建議:要有意濫用暴力,要讓暴力具有高度的表演性。「屠殺敵人且使他們恐懼」能夠達到「讓〔敵人〕在攻擊之前思慮再三」的效果。這包括所謂的「血債血還」行動,目的在於威懾敵人,使他們出於對報復行動的懼怕而不敢發起攻擊。

同樣地,所有行動都要通過濫用暴力來製造社會的「兩極化」。正如《管理野蠻》作者所說的:

  「把大眾拖進戰鬥中需要更多能夠激起反抗的行動 ,更多能夠讓人們自願或被迫進入戰鬥且為自己支持的那一方而戰的行動。我們必須把戰鬥搞得非常激烈,以至於死亡近在咫尺,好讓戰鬥雙方都認識到:進入戰鬥往往意味著死亡。」

這一配方的結局是非常誘人的:情況越糟糕,結果就越好。作者認識到(且歡呼)這一自證邏輯,注意到:即便伊斯蘭聖戰組織在對野蠻狀態的即時管理中失敗了,其結果實際上還是正面的。據說,失敗「並不意味著事情結束了;相反,這種失敗將會帶來更為野蠻的狀態。」

這裡面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不可避免的目的論,簡言之,其壯大發展有賴於極為消極的情形。在這類情形中,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之存在本身成為該綱要之正確性的證據。

宗派主義與入侵之後的伊拉克

ISIS組織的世界觀與整個中東地區宗派紛爭的災難性上升之間的聯繫是明顯的。雖然《管理野蠻》的作者和早期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領導人都小心地為避免對穆斯林內鬥的宗教制裁,而譴責矛頭指向其他穆斯林人士的做法。這一點隨著伊拉克基地組織【10】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的暫露頭角而發生了變化。

約旦人扎卡維【11】領導下的伊拉克基地組織逐漸認識到:轟炸宗教慶典和宗教機構是兩極化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伊拉克,扎卡維有意識地通過一系列有條不紊的對什葉派穆斯林社區的毀滅性攻擊來引爆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內戰。

這類活動,加上那些為扎卡維贏得了「屠夫教長」的外號的恐怖的砍頭錄像,在基地組織年長些的領導人本拉登和扎瓦希里【12】中引起許多不平。事實上,扎瓦希里在2005年給扎卡維寫了一封出名的信,責罵了這個約旦人;扎瓦希里在信中把「屠殺人質的場景」和扎卡維對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的攻擊視為會使基地組織脫離他們必要的群眾基礎的做法。

但是,儘管有扎瓦希里的抗議,一系列與扎卡維無關的因素還是為宗派主義提供了溫床。首先,是美國佔領軍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後執行的、臭名昭著的、消除復興黨【13】 影響的政策導致的對該國遜尼派穆斯林的嚴重邊緣化狀況。根據該政策,任何人只要是薩達姆·侯賽因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立即被解雇,或拒絕公共部門的就業機會,且被禁止動用其養老金。

正如許多分析人士當年指出的,這一政策是災難性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黨員曾經是伊拉克政府工作幾乎必需的條件;因此,該政策導致了成千上萬名教師、醫生、警察和初階公務員被解雇。美國政府的此種掏空政府的做法,實際上使得伊拉克基本社會服務陷入癱瘓;對於一個經歷了二十多年制裁與戰爭之後的國家來說,這種前景是災難性的。

遜尼派穆斯林不僅在經濟領域遭到邊緣化;美國軍隊還時常領頭對遜尼派穆斯林聚居的城鎮和村莊進行攻擊。成千上萬人被關進美國人運作的監獄裡;在那裡,他們動用隔離、酷刑,以及那種「監獄裡 泰勒化【14】了的官僚主義」來強化美軍的佔領。

這些監獄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阿布格萊布拘留所。2003年在一些關於美國軍人在此虐待囚犯的照片公開之後,該拘留所轟動了西方國家。醜聞事件之後,許多囚犯從阿布格萊布轉移到另一個監獄:布卡營。 就是在這裡,一名後來被稱為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15】的囚犯和之前在阿布格萊布待過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軍官的小集團建立了緊密的聯繫。

今天,巴格達迪是ISIS的領導人,而那些阿拉伯復興社會黨軍官們是他身邊最親近的代理人和顧問。以此種方式,美國軍隊手中的遜尼派囚犯的經驗不僅進一步確立了這個國家的教派分化,而且實實在在地打造出ISIS這個組織本身。

從2006年以來當美國與伊朗心照不宣、逐步建立什葉派武裝支持下的什葉派主導的政府之際,伊拉克的教派分裂日益加劇。2011年美軍從伊拉克撤軍之後,情況更加惡化。加上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層面上的不安全感,遜尼派的邊緣化為ISIS創造了超越了宗教或意識形態因素的真正的社會基礎。

ISIS的中層骨幹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前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公職人員,他們加入ISIS的部分原因是經濟上的刺激。在普通成員中,經濟上的獎勵也富有吸引力。比如,ISIS戰士的工資每月估計在三四百美元之間,是伊拉克軍人工資的兩倍還不止。那些把ISIS生產的油從敘利亞運到伊拉克的卡車司機和走私販子們最主要的動機是為了掙錢養家。不管其宗教上如何假模假式,ISIS的國家建設計劃依然建立在一個非常物質化的基礎之上。

許多伊拉克問題的評論家往往把這一後果記在布什政府的愚蠢與自大上,並且怪罪美軍佔領伊拉克之後一連串明顯的政策失誤。這一思路假設美國政府真的想要建設一個穩定和統一的伊拉克。

但是一個沒有宗派主義的、擁有強大的群眾基礎的、統一的伊拉克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而言將是災難性的。雖然這一可能性尚未變成現實,我們從一開始就不難看出:伊拉克根據教派不同而分裂的局面是美國佔領最可能的後果(特別是這一點也是伊朗的利益所在)。分而治之一直是殖民統治喜歡使用的手法。

以上是中東地區目前的教派問題在物質上和政治上實際的根源。不論ISIS、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怎麼宣傳,今天的宗派主義不是什麼自古就有且延續到當代的教條或道德上的紛爭的結果。

正如黎巴嫩共產主義者馬赫迪‧阿梅爾【16】幾十年前說過的,宗派主義一直是現代的一種權力鬥爭手段,統治階級通過這種手段企圖建立其合法地位及打造其社會基礎,同時消滅任何受大眾歡迎的反對派的可能性。美軍入侵之後的伊拉克和接下來ISIS的崛起是這一命題的悲劇性例證。

沙特阿拉伯、敘利亞與伊斯蘭國

當然,利用宗教來強化世俗權力的做法在中東地區有悠久的歷史。現在廣為人知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組織(包括ISIS的先驅們)的根源在六七十年代美國與海灣國家特別是沙特阿拉伯之間的結盟。

面對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左翼和國家主義政治運動,支持伊斯蘭主義被視為一種有效且能消除敵意的制衡手段。到了八十年代,美國和沙特對阿富汗境內的伊斯蘭主義阿拉伯戰士的支持是該政策最系統性的運作。就在這裡,武裝的伊斯蘭主義聖戰者的準備工作得到了最初的激勵。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長期以來的工具化趨勢使得某些觀察家認為:ISIS就是海灣國家的一個工具。乍一看,這些說法還頗有道理。在意識形態上,沙特政權與ISIS有很多緊密的共性。兩者對伊斯蘭教的懲罰概念「胡大德」 有一致的、特別嚴格的解釋。事實上,我們看到的、ISIS標誌性的、在其控制區內砍頭和肢解的錄像唯獨出現在沙特境內。當ISIS的學校尋找課本時,從沙特阿拉伯拿到的課本被他們認為是唯一適用的。

無疑地,很大一部分沙特人同情ISIS,他們中有人為ISIS捐錢,也有人自願參加ISIS的戰鬥。然而,雖然沙特阿拉伯(及卡特爾)提供給敘利亞不同組織的武器很可能通過叛亂或繳獲落入ISIS手中,說ISIS是由沙特阿拉伯或任何其它海灣國家直接資助或武裝的,我們尚未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

在口頭上,雙方之間是一種互相厭惡與仇視的關係。ISIS把沙特王朝視為其最鄙視的敵人之一,該組織的首要目標之一是推翻沙特家族的統治。而沙特王朝不支持任何其它勢力對全球伊斯蘭教領導權的爭奪,並且對ISIS對其統治的威脅心懷恐懼。

另一方面,ISIS日益增長的勢力確實與阿薩德政府對敘利亞起義的鎮壓有清晰的關聯。敘利亞起義數月後,阿薩德釋放了數百名囚犯(其中有受過良好訓練的伊斯蘭聖戰主義者);其中許多人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的領導人和戰士。敘利亞情報部門前高級官員聲稱:此舉是敘利亞當局為教派紛爭火上澆油且把起義塗抹上伊斯蘭主義色彩的手段。

阿薩德政府長期以來一直企圖控制這類組織,他們在本世紀最初幾年內曾經釋放且幫助成千上萬聖戰主義的志願者跨越國境去伊拉克加入扎卡維的組織。事實上,到2010年2月,敘利亞情報官員企圖兜售他們對聖戰主義組織的滲透和操控,以此作為與美國在該地區深化安全領域合作的基礎。

當敘利亞抗議群眾面對桶裝炸彈、坦克及阿薩德軍隊無區別的空中打擊時,其中一些人向受過良好訓練、經過戰火考驗的聖戰主義組織求助是毫不奇怪的。努斯拉陣線【17】是其中之一。該組織成立於2011年底,在伊拉克伊斯蘭國組織派戰士進入敘利亞之後;他們在2012年一月首度公開亮相。

2013年,當暴力與民眾被迫遷移變得更為嚴重之際,努斯拉陣線與其上級組織在策略方向上出現嚴重分歧:是要集中精力在與敘利亞軍隊對抗且弱化教派紛爭,還是把基於伊斯蘭法和反對其它組織的兩極分化戰略基礎上的區域控制作為主要任務。伊拉克伊斯蘭國選擇了後者,在2013年四月九日宣佈開除了努斯拉陣線桀驁不馴的骨幹分子,組建新的ISIS。

根據這些戰略要點,且與許多人認為的相反,ISIS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避免了與阿薩德政府的直接衝突。相反,利用它對走私渠道和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邊境的控制(使得它較任何其它武裝團體擁有戰略上的縱深和安全撤退的優勢),ISIS注重擴張其控制區域。

在這一過程中,從巴卡營出來的前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將軍們組成的軍事顧問團起到了關鍵作用。其重點在控制對戰略節點的訪問與補給線路(而不是執著於某些固定地點)、保障油田、以及控制核心的基礎設施(特別是水和電力供應)。

該策略不僅使得ISIS富得流油(控制著敘利亞和伊拉克至少九個很能賺錢的油田,估計每日石油銷售額價值超過一百五十萬美元),而且讓敘利亞境內其它(不論是政府還是反政府勢力控制的)地區對ISIS提供的能源和電力供應產生了強大的依賴。

加上通過綁架、勒索、售賣古董、走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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