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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第七天》:時代的亡靈書

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 時代週報   發佈者:夜行船
瀏覽13620次 時間:2014年7月31日 16:13

53歲余華在剛剛過去的這個6月注定成為輿論的焦點。

這個6月,余華的新長篇小說《第七天》出版,全書13萬字,以一個死者的視角,講述了其死後七日的見聞,欲借此表現當下現實的殘酷與荒誕。

《第七天》在首日內即達到70萬冊的預訂量。然而,與《兄弟》類似的,伴隨著龐大的銷量數字而來的,是巨大的爭議和批評。

2006年《兄弟》下冊出版後,余華曾自稱遭受的批評是前所未有的,是「最猛烈的嘲諷」。如果說當年《兄弟》得到的評價是褒貶不一,那麼《第七天》則遭遇了更大的批評。

盛名之下,期望值自然極高,因此帶來的失望之聲也為之放大。「這種文筆,這種敘事方式,我寧可相信作者是韓寒。讀到後半部才從小細節上找回點余華的感覺。」有餘華多年的讀者在看完小說後這樣吐槽。2006年對《兄弟》的攻擊似乎使余華變得堅強。這一次,除了在微博上與網友分享NBA的觀後感,他選擇的是沉默。


這八年,與體制若即若離

2005年,余華45歲,他出版了日後狂銷百萬餘冊的《兄弟》。更為重要的是,余華在這一年結束了自己長達20多年的自由作家生活—他加入杭州市文聯成為一位專業作家,得到了一個可以領工資的地方。

具體負責引進余華工作事宜的是杭州市文聯創研室主任王連生,王1988年考入魯迅文學院與北師大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和余華是同學。

對余華而言,回杭州之前,哪怕成名已久,作為一個從事純文學創作的自由作家,安全感仍然偏弱。文學評論家夏烈向時代週報透露,余華提出的要求是不在文聯擔任任何職務,他也獲得了杭州市政府在西溪濕地提供的一套能居住50年的別墅。由此,余華可以在北京和杭州兩地居住。

「余華從來沒有高調地承認,也沒有伸手要東西,這有他的天性,他不想糾纏於體制內的繁文縟節。他的這種選擇性放棄是為今後的文學創作做準備。」夏烈分析。

之後的2007年10月,浙江師範大學成立「余華研究」,屬院級研究中心,余華任學校特聘教授。2010年10月,該研究中心被列為浙師大校級研究中心。

這是余華在更大範圍內被認可的一個信號。此前,國內以當代作家名義為研究機構的並不多,公開材料顯示,此前僅有中國海洋大學的王蒙文學研究所、天津大學的馮驥才文學研究所以及賈平凹在西北大學的文學研究所。

「外界有很多誤傳,說余華給自己搞了個研究中心,這是有意抹黑余華,他是浙師大的特聘教授,而不是余華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按余華的性格,他不會出來解釋這些。」浙師大余華研究中心的前主任王侃告訴時代週報,王現在擔任著杭州師範大學教授的職務。

在被聘為特聘教授後,余華曾表示,自由散漫了20多年,一旦受聘教授突然覺得責任重大。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余華每學期會去金華,給本科生、研究生做講座,與一些青年做研究上的交流。此後,浙師大的一位博士擔任了余華的助手,幫其翻譯一些跟國外交流的英文信。

一直以來,余華與體制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浙江文化界一位人士向時代週報記者透露,2008年,浙江省作協換屆時,余華曾有機會被提名為省作協主席,不過他自己表達了拒絕。

「以余華的名望,如果想加官晉爵不會有太大問題,但是他愛好自由的天性,保證了他的獨立性。余華可能沒有莫言身上從農民開始起家寫作的心態,他有市井社會的一面,他更多的衝動來自於江湖,江湖是自由和俠義的一面,決定了一個作家選擇的道路。」前述浙江文化界人士稱。

2012年,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國內老中青三代100位有影響力的文藝家抄寫了這個講話,余華沒有出現在抄寫名單中。「這事特別能看出余華的獨立性。事實上,作協給他打過若干次電話,但是他以各種理由拒絕了,他對這一點是警惕的姿態。」前述浙江文化界人士特別補充了此事。


「浮華的中國,沉穩的作家」

進入新世紀以來,余華的主要作品開始以不同的版本進入國際市場,國際性的獎項也接踵而來,他開始周遊世界,去歐洲簽名售書、美國的大學做講演、去韓國作訪問,參加不同國家的文學節。

自《兄弟》出版以後,余華幾乎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他的不少時間是在世界各地奔波。以2009年為例,是年3月,《兄弟》的英文版在美國問世,4月,該書在英國上市。在此期間,余華的身影出現在加拿大、美國等國家的大學作演講。8月,他與鐵凝去聖彼得堡參加了莫斯科書展,9月與莫言到瑞士參加日內瓦讀書節,隨後又去了瑞典和芬蘭。

區別於一些南方作家身上的溫潤特徵,余華的個性中有一些北方氣概,「他父親是山東人,所以性格裡有一些山東味道,好動,喜歡滿世界跑,他是需要在不斷奔跑中提煉思想的人。」王侃說。

2011年,余華的行程同樣繁忙。1月,他參加開羅書展,2月,參加台北書展,3月是巴黎的法國圖書沙龍,6月則到了美國。這年4月,余華與韓美林、劉恆等人一起被聘請為杭州市文聯的名譽主席。

「中國一線作家,在被國內市場認可後,開始追求國際地位。他們的作品可以相對不在乎國內讀者的反饋,更照顧國際讀者,這個策略可以理解。」夏烈說。

除了在世界各地演講之外,余華為人注目的是開始在網絡中對時事發表看法。2011年1月,余華在海外出版了隨筆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這十個詞彙包括山寨、草根、忽悠、差距、革命等,直指當下。

除了在世界各地奔波之外,近些年來,余華開始給《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撰寫專欄文章,文章通常以他自己的經歷開篇,以一個流行的段子結尾,文章內容則涉及海關徵稅、審查制度等各種話題。在其中的一篇訪談中,《紐約時報》稱其為「浮躁中國的沉穩作家」。

在一些人看來,余華近年來已經明顯地公共知識分子化。「國際化、公共化是一線作家的特徵,在公共化過程中,可以參與對時代前沿話題的討論,這能夠呈現作家思考問題的能力和方式。」夏烈說。

不過,近年來「公知」在國內發生了語義變化,逐漸蛻變為一個褒貶不一的詞,對公共知識分子產生了污名化。「我覺得余華是公共化,而非知識分子化,余華特別不喜歡自己是知識分子,他不喜歡知識分子這樣的標籤貼在他身上。」王侃說。


余華學會了賺錢

政治一直以來都是余華最感興趣的領域之一,他最知名的作品《活著》講述的是一個虛構的殘忍故事

在《兄弟》出版後,余華曾不止一次地說,新浪的社會新聞給予他源源不斷的靈感,他相信這種荒誕性給予了作家令人嫉妒的創作題材。

2012年5月的一場飯局上,余華遇見了新經典文化的老總陳明俊和編輯周麗華,透露自己已有一部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新作,但感覺不甚滿意,暫時不太想出版。但他說另一部作品的構思和雛形都已完成,題目就叫做「第七天」,他甚至對於作品的封面也有一定的想法。對於書的具體內容,周麗華告訴時代週報記者,當時自己也並不是太瞭解,只是知道作品本身有一定的政治性,與當代社會的聯繫十分緊密。兩人一致認為「余華」二字是質量的保證,於是,新經典幾乎是在未有同行參與競爭的情況下順利簽下了《第七天》。

在《第七天》出版前,出版商為了吊足讀者胃口,在腰封打上了「比《活著》更絕望,比《兄弟》更荒誕」的字樣。這種市場主導的宣傳帶來的另一種發酵是,讀者在閱讀完後發現與心理預期相距頗遠。因此,這本新著遭到了多方面的指責。

「起初幾頁翻下來,差點真以為是中國版《百年孤獨》,讀下來才發現其實是新聞雜燴。這恐怕是余華出道以來最差小說。」有讀者如是評價。

從《兄弟》開始,余華開始考慮為大眾讀者寫作,在一些批評人士看來,余華懂得了中國市場的運行規則並學會了賺錢。

「余華試圖兼顧國外讀者和國內大眾讀者。從國內讀者來講,余華的小說無論被批還是被贊,本身的銷售量是不容置疑的,征服市場這是王道,唯一受損的或許是評論界,仍然會像《兄弟》一樣失分。」文學評論家夏烈分析,「從策略上來講,余華可能追求的,是讀者數量的最大化。此外,保住國外的好評如潮。再次,看淡國內評論界的貶多於褒。」


「《第七天》只是一個很好的idea」

與現實的無距離感帶來的一個問題或許是,身處在極為複雜的中國社會,作家應該如何把握和書寫當下現實?

北京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陳曉明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坦言,如何關注和書寫現實,對於中國作家而言是一個難題,「挑戰現實,基本都是失敗的」。

「社會的發展、人物的內心可能是複雜的,我覺得余華對現實的描述,過於簡單了,在人物形象的處理上,也有些單薄。很多作家,遠離現實,被人詬病。所以,我也有一種疑問,文學是否要靠現實這麼近?」陳曉明說。

夏烈則認為,《第七天》保留了部分余華當年先鋒寫作的味道,不足之處在於,他試圖處理當下題材,但與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還有距離,小說本身的容量有限,只是一個很好的idea,「人物形象有些單薄,最後倒向了抒情,有一點洩了氣的感覺。」

「文學並不是直接進入新聞熱點把它記下來,它最大的目的是進入人物形象,很多素材的堆砌不能稀釋或者處理成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也許有讀者會疑問,文學沒有提供獨特的價值。我們失去了對當代題材的處理能力,這裡有一個是能力原因,這批作家消化現實的能力不像19世紀的那批國外作家那麼果敢。」夏烈說。

面對對余華的眾多質疑,王侃表達了不一樣的觀點,「何謂江郎才盡?余華還需用新作來證明自己的才華嗎?魯迅寫《藥》時,有人批評過他使用了斬殺秋瑾的社會新聞嗎?奧威爾寫《1984》時,有人苛求過他的文學性嗎?我們怎能要求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要與現實拉開距離?」

《收穫》雜誌執行主編程永新也在微博上不遺餘力地挺余華,「在帕慕克、奈保爾、庫切、村上的作品中,流動著一種幻想性元素。這幾乎是除思想性外後現代的一種價值觀。《第七天》的幻想性元素通過巧妙的結構來實現。七天貌似與聖經有關,實質暗合本土民俗的遊魂頭七概念。此結構是開放性的,引入楊飛的前妻、養父等故事,也引入其他鬼魂的故事,堪稱精妙絕倫!」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張閎在接受時代週報採訪時表示,除了個別作家外,以余華為代表的這代作家,目前都陷入了創作衰退,「整體上,這代作家不會有脫胎換骨的變化,我不是很樂觀,當然他們這代人還在堅持寫作,也已經取得不錯的成就,這本身值得肯定,但必須承認,現在的創作衰退了。」

「一方面,網絡傳播的迅速對整個文化創作者構成了挑戰。另一方面,特殊的是,作家反映現實,需要與具體的事例相關聯,不能靠獵奇、靠討巧來獲得,需要構思、文學技巧和對整個時代的理解。文學的境界取決於作家理解社會的深度。現實批判的、非虛構的寫作中,的確包含著作家的良知和勇氣,以及他們的社會關懷,因此有很好的傳播效果。但它也攪亂了文學創作與新聞寫作的界限,使得讀者以為這就是文學。」張閎說。


冒險尋找大眾讀者

作為一個優秀作家,余華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經不可動搖。在同時代作家中,余華是寫作字數最少的作家之一,同時也是廢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

某種程度而言,余華享受到了一個優秀作家的光環,他在市場的號召力,已可比之於張藝謀、陳凱歌在中國電影圈的位置。

在《兄弟》出版後,他被讀者和媒體折騰得夠戧,讀者如此愛他,問的問題甚至古怪,他們牽掛余華未來的寫作計劃。某種程度而言,這也給余華帶來困擾,他需要突破,就像他的朋友說的,「他需要寫一些和過去不一樣的東西」。

在2010年的一次談話中,余華將自己的寫作歷程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寫下了《十八歲出門遠行》的那個階段,那個時候我找到了自由的寫作。第二個階段是寫下了《活著》,讓我突破了故步自封。《兄弟》是我的第三個階段,我以前的作品……敘述是很謹慎的,到了《兄弟》以後我突然發現我的敘述是可以很開放的,可以為所欲為。」

「這是余華從優秀作家向偉大作家的一種嘗試和試探,這既是出自於他這些年對歷史、社會、中國問題的綜合理解得出的結果,也有他自身策略的選擇問題。」夏烈分析,「余華有很大的文學野心,要想成為偉大作家,必須直面當下現實,要對社會的傷疤發言,這點我想作家是明白的,他也試圖去呈現這方面。」夏烈說。

「我理解余華是在做一種冒險,他應該清楚這個時代文學的出路和困難,他要找大眾作為讀者(而非小眾);此外,中國作家最弱的是批判現實。但,怎麼寫還是一個問題,什麼是文學的批判現實?」夏烈說。


為政治寫作,探探底線

三年前,王侃與余華有一次深入的聊天,他們交流過喬治·奧威爾所發出的「你為何寫作」的疑問。王侃當時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余華,「你究竟為何寫作?」

余華回答:「早年我是為了世俗而寫作;後來是為了美學而寫作;現在的寫作,就是奧威爾所說的,為『政治』寫作。」

「為政治寫作不是排斥文學性、否定文學性、脫離文學性,而是從余華過去的為審美寫作進化而來,我覺得余華現在的寫作正在經歷這個階段。三年前,余華說『他想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我想《第七天》這部作品實現了他的諾言,他寫出了這個國家的疼痛。有時候,你會覺得文學性並不是作品最重要的標準。很難說余華沒有前瞻性,20年後的讀者讀到這部小說,也許會覺得這部小說有它的前瞻性。」王侃解釋。

曾批評過《兄弟》的評論家謝有順、李敬澤這次都保持了沉默,謝有順告訴時代週報記者「還沒有看過《第七天》,無法評價」,李敬澤儘管已經讀完這本小說,但他同樣拒絕發表看法。

在2005年,李敬澤曾這樣評價過余華和《兄弟》,「他依然是我們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我並不認為一個人在45歲時寫的一部長篇的成敗具有什麼決定性的意義,恰恰相反,這對讀者是有效的祛魅,它使我們意識到余華並非無所不能,他一樣會失敗,而余華本人也可能由此從封閉著他的文學神話中走出來,重新出門遠行,獲得新的自由。」

而在更早的1991年,批評家趙毅衡便預言,余華「注定會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長長的一頁」。

是年,余華的首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的發表引起評論界廣泛的關注。一年後,人們又看到了《活著》,1995年他完成了《許三觀賣血記》,這些作品為他獲得了巨大的聲譽。

2013年6月,趙毅衡在接受時代週報採訪時坦言,尚未讀過《第七天》,難以評價。不過他對於《兄弟》的感覺是「用力過猛」。「現在是權力崇拜、金錢崇拜的時代,如果作家不對現實發言,就會變得很沉寂,匆忙發言,似乎又容易忽視藝術性,這裡有一種角色錯位。」

「俄國作家有對現實發言的傳統,同時不忘記藝術性,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作家做得還不夠。從文學史上講,中國文學不缺乏對現實的關懷,作為藝術始終給現實以好的註腳。但當代作家缺乏想像力,真正的好作家需要兼顧藝術性和對現實的批判性的平衡。」趙毅衡說。

「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必然是在虛構作品中來表達他自己的思想。當我們在談論文學的時候,文學自有其自身的價值存在。」張閎說。

有人士試圖這樣來理解《第七天》,「我知道余華同時在寫其他的小說,這也許是他的試水之作,他是探探底線到底在哪裡,看看讓文學說話說到什麼界限。」

在最新的一條微博中,余華自己這樣寫:「有人問我,為什麼《第七天》裡出現一個市長,而不是市委書記?我說原因很簡單,當《第七天》成為古典小說時,讀者們不知道市委書記是個什麼官。」


網友微博評論:

@博士牌民工:也許,真的需要等到二十年後,才能讀懂《第七天》裡想要表達的怒吼。只是可惜,現在覺得只是社會熱點的簡單堆積。

@里程:假如說把現實比作精子,把幻想比作卵子,余華的《第七天》是極少數存活的嬰兒。一部作品對批評來說就像一棟建築,外行人站在路邊指手畫腳說:東方主義,古典主義,有意義嗎?你要真是內行,進入建築內部你才知道才懂小說是什麼。你要理解作品的奇思異想,你要聽得到作家的心跳!我對批評真的很失望!

@劉同:「對於內心有力的人而言,他人的閒言碎語只是無需打傘的稀疏雨點。」用一天時間看完《第七天》,前兩頁不像我以為的余華,於是忘記作者只看內容。中途幾次停下來想打電話和朋友分享,一個死去靈魂用七天說完自己一輩子的故事。我們不能期望對方一定要給我們什麼,我們可以找到自己要的是什麼。

@洛之秋:坦白講,《第七天》失敗的根源並不是余華在小說中容納了太多社會新聞版的荒誕橋段,而純粹是技術層面的——詞語的失敗,細節的失敗,人物對白的失敗,敘事風格的失敗……如此糟糕的一本小說,如果是無名的小作者,絕無任何發表的可能,甚至可能立刻招來編輯惡毒的諷刺。

@周南焱:余華《第七天》與賈樟柯《天注定》,都是最近利用社會新聞素材創作的作品。採用新聞素材創作有很高的風險,很可能流於表面羅列。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湯達的《紅與黑》,也是緣於當時社會新聞素材、事件而創作的,但在大師筆下卻寫成了經典名著。

@阿花的伊薩卡島:把《第七天》讀完了,極其失望,我絕不相信這是余華寫了七年的作品,除了走向死無葬身之地這個想法挺有意思之外,我從這部小說裡找不到什麼優點。我欽佩余華對當下現實的痛感,但如果他沒有用文學應有的方式去體現這種痛感,而只是把各種新聞羅列出來,用粗糙的語言進行控訴,那他就不是寫小說的余華。

@洛之秋:坦白講,《第七天》失敗的根源並不是余華在小說中容納了太多社會新聞版的荒誕橋段,而純粹是技術層面的——詞語的失敗,細節的失敗,人物對白的失敗,敘事風格的失敗……如此糟糕的一本小說,如果是無名的小作者,絕無任何發表的可能,甚至可能立刻招來編輯惡毒的諷刺。但因為他是余華,就能拿去預售。

@康慨:余華《第七天》看到這,感覺寫得很好啊,文字流暢又有共鳴,為什麼微博上對這書一片罵聲呢?難道大家不滿寫得太現實太血淋淋?說這小說是垃圾的都是什麼心態?

(近日韓寒發的「關於我的長篇小說」自白書的微博被一些人認為是余華新作的高級黑)

@韓寒:「現在覺得好的小說應更加純粹,描述每一種世界之廣大,探尋每一枚人心之複雜,要貼著現實,但不能黏著現實,要控制自己的敘述而不是一味控訴,小說裡的人物是你穿透世界的面具,而不是批判制度的道具,更不是承載段子的玩具。不能把大量時事評論和社會熱點放置其中,那些都是雜文新聞和微博論壇要做的事。在寫《1988》時開始意識到這些,反思和進化中,沒想透之前不會隨手將就一本,朋友們就不用催促新的長篇小說了,後會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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