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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之爭:超越政治,可能嗎?

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 中華讀書報   發佈者:夜行船
瀏覽12693次 時間:2014年7月31日 16:10

國內清史學者大承認「新清史」的學術成就,卻多以警惕性的姿態來對待這一新的學術潮流。自從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再歷史學的唯一正統以後,這種以國籍劃分學術陣營的情況,在歷史學界已經有多年沒有見到了。



「清代政治與國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劉鳳雲 董建中 劉文鵬

社會科學與文獻出版社


2010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了一場「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行的以「新清史」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在國內清史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2012年3月,這次研討會的論文結集為《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儘管在這本書之前,中文學界已經有《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和《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三聯書店,2009年12月)兩部與「新清史」有關的論文集出版,但是相較而言,這本《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所收錄的論文更具論戰性質,也更能反映「新清史」在國內歷史學界所引起的激烈爭論。

作為一個學派的「新清史」1990年代開始在美國出現,當然它的學術淵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按照定宜莊、胡鴻保的說法,「新清史」的「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主張將清史納入世界歷史的範疇來研究,特別是主張將其作為一個帝國與世界同時代的其他帝國進行比較;二是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王朝的區別,認為滿洲的族群認同和清朝對各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對於清朝的成功統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強調在研究中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145-146頁)其實準確地說,上述三點之中,第一點算是視角,第三點只是工具,第二點才是要害所在。

所謂「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王朝的區別」,指的是強調清朝與漢族王朝(主要是明朝)的區別。大部分認同「新清史」的學者認為,清朝與此前的漢族王朝有著重大的不同,例如它是一個以滿族為中心、涵蓋漢族中國與新疆、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的大帝國;清朝皇帝的角色具有多維的性質,除了作為中原王朝的皇帝之外,同時還是邊疆各族的可汗、藏傳佛教的活佛;滿族在清朝歷史中並沒有完全漢化,相反,滿族特質的保留恰恰是清朝統治十分成功的根本原因等等。一句話,「清朝」並不等於「中國」。

「新清史」所針對的,是過去中國史學界盛行的「漢化」模式。這種理論模式認為,中國歷史上漢族是先進民族,其他遊牧民族是落後民族;凡落後民族在武力上征服先進民族,必被先進民族從文化上征服,此之謂「漢化」;遊牧民族在中原的統治是否成功,取決於其漢化程度的深淺,而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長時間的統治,就在於滿族的徹底漢化。標誌著「新清史」走上前台的事件,就是美國歷史學家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批評漢化模式的演講《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被批評的何炳棣隨後以《捍衛漢化》為題提出反批評,表明圍繞「漢化」概念及其理論的爭論對於「新清史」的意義。

漢化模式的特點,在於強調文化的潛移默化作用,認為文化的傳播與接受、而不是軍事征服和政治管制,乃是中國歷史上實現民族和解和維護大一統國家的根本。對於面臨諸多民族問題的中國來說,這不失為一個頗具解釋力又較少破壞性的理論框架,但是,它也同時蘊含著明顯的民族沙文主義風險——對於漢化模式正反兩方面的這種評價,是僅就其政治意義而言,並不涉及其學術價值。

問題在於,歷史問題永遠會牽涉到現實的政治,中國尤甚;而歷史越近,與政治的關係也就越緊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口、疆域和民族構成大致上繼承於清朝,這是常識,所以像清史這種與族群關係、國家疆域、邊疆治理,乃至現政權合法性都息息相關的史學領域,就更容易受到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新清史」的聚焦點恰恰在於認同、族群和邊疆,無怪乎會在中國大陸引發爭論甚至是敵意。

《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共收論文44篇,分作7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對『新清史』的再認識:清朝的國家與民族認同」包括10篇論文,是直接討論「新清史」相關問題的,而其餘部分也有不少文章與「新清史」所集中討論的「滿洲特性」、邊疆治理等論題有關。

這部論文集充分體現了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態度,那就是「不敢苟同」。儘管大家都承認,「新清史」給清史研究帶來了不少頗具啟發性的論點,可以糾正以往研究中的若干偏差,但是——幾乎所有中國學者談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個「但是」——對於「新清史」刻意強調清朝與中國歷代王朝的區別這一點,多持保留態度。黃興濤的態度頗具代表性:「(『新清史』)強調滿人在清朝的某種主體性地位,注重從滿人主體性的角度來研究清史,對於豐富清史研究的意義不言自明。但在正視清朝歷史這一獨特性的同時,也不應走到另一個極端:有意無意地輕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統國家的『中國性』,更不能將兩者簡單化地對立起來。」(16頁)

在這裡,黃興濤提到了「中國性」這個詞,英文中一個新詞「Chineseness」可以和它對應。這很容易讓人想起一篇題目非常醒目的文章Fuck Chineseness: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Allen Chun,Boundary,1996 summer。此文中文版題目被改成較少刺激性的《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3期,1999年3月)。此文的內容姑且不論,單以嚴肅的學術論文而冠以如此不雅的題目,就足以說明「中國性」這種模糊的概念已經在境外學界受到了多麼強烈的質疑。這種質疑既是對中國當代日益「顯題化」的族群問題的學術反映,也來源於對清朝以來的中國歷史的探索和反思,同時還和後現代史學思潮興起以後對「民族國家」的解構有關,而「新清史」對「中國性」的否認、尤其是對清朝的「中國性」的否認,也屬於同一潮流下的產物。

正因為「新清史」有著如此複雜而敏感的政治和學術背景,所以中國學者往往會認為它會帶來互相關聯的雙重危險:一是破壞長期居正統地位的中國歷史一元敘述,二是動搖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而這兩個問題,當然都是政治性多於學術性。結果就是,國內的清史學者大都承認「新清史」的學術成就,卻多以警惕性的姿態來對待這一新的學術潮流。自從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再是中國歷史學的唯一正統以後,這種以國籍劃分學術陣營的情況,在歷史學界已經有多年沒有見到了。

本書所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也是「新清史」流派重要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的《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有趣而內涵豐富的例子。楊念群曾批評「新清史」,說它「對清朝吸收融合漢族文化的史實,以及作為多民族代表的象徵統合意義視而不見,顯然缺欠說服力」(《我看「大一統」歷史觀》,《讀書2009年第4期》),針對這個批評,歐立德反問道:「既然『華夷之辨』在清廷和民間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那麼重新討論滿漢在政治、社會方面的對立為什麼為『顯然缺欠說服力』?在清代不能公開提及這一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為什麼還要對此予以避諱呢?」(13頁)在這次碰撞中,我們看到國內學者與「新清史」諸人的區別所在:國內學者多強調清代所發生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新清史」則更注重清代所發生的武力征服、強調民族特性與文化隔絕。美國學者對國內歷史學家的質疑和迷惑也是多重的:既懷疑國內學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識形態,有損學術獨立,又懷疑他們受民族主義支配,在學術問題上抱有一些先入為主的偏見。而對國內學者而言,對族群問題的若干原則,則是超越左右之爭的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識。

本書的編者曾在其他場合表示,希望將有關「新清史」的爭論置於學術範圍之內,避免將其政治化(《清朝的國家認同》序言),《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這本論文集的出版,證明上述理想近乎自欺。「新清史」的某些重要論著至今還不能在國內翻譯出版,一些論文還要因為「語境的不同」而作刪節,甚至相關的學術活動也曾經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干擾,在如此劇烈的思想交鋒之下,幻想將討論限制在純學術領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現實的做法也許是,承認相關議題中的政治因素,但在討論中分清楚哪些是學術的進路,哪些是政治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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