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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見世紀之光的晦暗

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 深圳晚報    發佈者: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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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4年6月21日 11:25

茱萸

我們如今談起二十世紀,這個有史以來「最血腥動盪一個世紀」(威廉·戈爾丁語),如談起昨夜的夢寐,尚有餘溫,但它終將從生活退去,成為一個背影。有趣的,這個不甘寂寞的世紀卻有著相對恬靜的開頭和結束:上世紀10年代和90年代,有點溫吞,有點平庸,卻醞釀著風暴,也滋生著厭倦。

存活於此時此刻的每一個成年人與這個「90年代」有著或深或淺的聯繫。它的啟幕,伴隨著太多具有象徵意味的事件:詩人之死,夏日之殤,一代青年的失落,宏大敘事的尾聲,與理想主義的落幕。而對於現代漢語詩人和詩歌共同體而言,它甚至成為了一個別具意味的名詞,以「90年代詩歌」的面貌出現,努力於對日常性的召喚,應許著一種新風格的降臨,並為漢語開啟了更多的可能性。處於三十歲到四十餘歲之間的一代詩人們,在那十年間孕誕出他們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建立起他們持續至今的影響力。出生於這十年間的嬰孩們也已經長成,並且正陸續接過詩歌的接力棒,投身於我們這個時代對漢語豐富性貢獻努力的勞作當中。90年代,這個名詞,對他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慣常的解決方案是:將這批如今介於15~25歲之間的青年和少年作者維繫於一個共名之下,並試圖梳理出某種詩學脈絡。不過,我曾在多個場合表達過對基於這層思路而命名的「90後詩歌」或「90後詩人」等提法的抗議,認為這種憑作者出生年代(尤其是憑整十年來斷代)以定義其寫作面目的做法,其實與真正的詩歌學術毫無關係,而更近於一種急於標榜與自我標榜的輿論風格。即便要襲用 「90後」的名目,在我這裡,也只是標識出他們正以各自的面目進行一種象徵意義上的「集體出場」,並不意味作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詩學品格。

這群青年詩人,有些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對他們的作品相對熟悉;有些於我而言算是陌生人,不過因為遭遇了他們的文本,因而也建立起了某種基於閱讀的友誼;有些則幾乎在我的視野和趣味之外,但他們為這個群體提供了另一種新鮮經驗和體認經驗的範式,因而顯得難能可貴。試圖在這群人的寫作中總結出某些通用的評判和論斷是徒勞的,而對每個個體的仔細辨認,或許是最好的方式。

即將趕赴中國南方從事媒體行業的安吾,畢業於北京大學這所深具詩歌寫作傳統的高校。他的學長、詩人海子謝世於90年代開始的前一年,這場「殉詩」事件,事後被賦予了太多的意義,也被寄托了太多的心曲,算是一個詩歌時代結束、另一個詩歌時代來臨的預表,抒情成為一種「輓歌」式的詠歎,而日常生活正裹挾著歷史經驗呼嘯而來。接下來的90年代,則是安吾的另一些學長建構新的詩學法則的時代,他在這十年間安穩地度過了他的童年,懵然無知於在十幾二十年後「1990年代」對他的意義,那將不止是一個關乎生理與成長的名稱,還是關乎精神與某種詩學「道統」或「血統」的詞彙。相比於蘇畫天和李琬這兩位同為北大出身的詩人對這個「道統」的服膺、追隨與發揚光大,安吾的聲音與面目顯得更異常,也更「離經叛道」,既自外於純粹抒情,也有別於莊嚴日常,而多了些戲謔和憤怒。或許,所謂北大詩歌的「血統」並不那麼純粹的安吾,卻將以一種隱然躍出的姿態與努力,最終來豐富這個被無數前輩豐富過的「道統」。

相比於安吾,蘇笑嫣、余幼幼和潘雲貴,以及沒有出現於本期專輯的李唐、艾濺果和蔌弦,這六個人在出生於90年代的詩人中,更早地獲得過詩歌刊物或前輩們的認同。蘇笑嫣的詩輕盈內斂,不乏細膩巧思,潘雲貴的寫作則得益於持續不竭的青春激情。余幼幼更誇張、凌厲、尖銳一些,無論是姿態性的先鋒和聰明,還是天性裡帶出的不屑,都湧動著創造的暗潮。洪男的詩,得益於他的藝術氣質和審美精神,他依賴直覺,但又本能地對慣性式的表達保持警惕。相比於洪家男文本中所呈現出的這種張力,吳鹽的文本推進則更依賴於耐力與敏感,跨過學徒期過度依賴於靈感與天分的暗夜,他正迎來一個嶄新的詩歌黎明。

在我的視野裡,生於1990年代的詩人們,真正形成自己較為穩定的文本氣質、具有較為專業的詩學旨趣、操持相對精湛的詩歌技藝(這是基本功)的,主要還是集中在一些具有詩歌傳統的高校中。出於採樣的考慮,本輯編選的海來自於武漢大學,子申來自於南京大學,曹僧來自於復旦大學,李有蘭來自於中國人民大學,斯馬和秦惟來自於同濟大學,(視野和編選時間所限,本輯並沒有出現來自於同樣具有非常好之詩歌傳統的北京師範大學與中央民族大學的年輕詩人),這些高校在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來,都有著很好的詩歌寫作氣候,形成了良好的詩歌生態,並且專業的學院訓練使得這些人在獲得了開闊的視野之後,依賴於自身心性與技藝的鍛煉,逐漸從學徒期的臨摹與矯飾中獲得了自我更新的力量,非常值得期待。

砂丁的直覺和天分都非常之好,對情緒的處理也恰到好處,這種「恰到好處」,不是情緒控制的適宜,而是對其渲染足夠,凸顯足夠。他在近兩年迎來了創作的繁榮,並且走得越來越堅實、穩健,在同代人中建立起了不小的影響力。生命政治與人際倫理是他近年來寫作的重要主題,借助於更多致力于思的靈魂,得益於更多反芻於行的榜樣,砂丁或許即將迎來他在這個階段所能遭逢的最好創造。

比較文學專業出身的秦三澍,致力於詩歌創作的時間並不長,但數年中文系的專業訓練告知了他什麼是經典文學的樣態,從而使他洞悉於文學的秩序,在這個秩序裡,他很好地拿捏了分寸,但同時,也喪失了不少秩序之外、風暴之中的恣意的可能性。在探索性上,他目前可能需要向他的昔日同窗砂丁借閱勇氣。

若說秦三澍算是這一代詩人中比較典型的「學院派」的話,試圖「用詩擊打出時代的快感、痛感和情感」的小蘇打無疑是反「學院派」的,他所編選的網絡版《90後詩選》中,鮮見我視野中的這群身居學院的年輕人。不過在我這裡,遮蓋在修辭的秩序後面的「學院派」寫作,和近似於小蘇打式的「口語寫作」,在表達時代快感、痛感、情感和歷史感的路徑上,其實沒有太大的分歧,關鍵是,該如何精確提煉與傳達這些切身的經驗?譬如朱光明對經驗的直接書寫,是一種古老而經典的例子,他正供奉著他樸實的虔誠——這虔誠裡的傳達,是否貼切?

1999年在北京市郊區的盤峰賓館裡,爆發了被人事後稱為「盤峰論爭」的一場關於詩歌的著名論戰,「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作為對立概念由此而立。伴隨著這場論爭的硝煙,1990年代正不可遏制地朝著它自身的結束走去。一切關乎詩歌的熱切討論,都沒能阻擋一個新的世紀的到來,而在新世紀到來前的那個十年誕生的嬰孩們,如今也長成了新一代詩人,他們對牙牙學語時期爆發的這次詩學戰事漠不關心,即便是不自覺地偶爾將自己歸於「民間寫作」或「知識分子寫作」,也更近乎一種故作姿態般的表態。

或許,真正的「同時代」詩人,未必只共享區區十年或數十年光景的斷代。無論是「90年代詩歌」的作者,還是出生於90年代的詩人,在這些共同跨越了新舊兩個世紀的人們中間,大概「只有那些允許自己為世紀之光所致盲,並因此而得以瞥見光影,瞥見光芒隱秘的晦暗的人,才能夠自稱是同時代的人」。(吉奧喬·阿甘本《何為同時代?》,載《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下同)阿甘本的論斷非常應景地為我所借用,並以此表達自勉及對同行的期待,因為詩人的本分,即要直面「黑暗」:「黑暗是直接而又異乎尋常地通往同時代人的那種東西——比任何的光線更如此。同時代人是那些雙眸深陷於來自時代的黑暗光束的人。」

2014年6月18日匆就

茱萸,本名朱欽運,生於1987年。詩人,隨筆作家,青年批評家。同濟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專業在讀博士。出版有詩集《儀式的焦唇》(2014)、隨筆集《漿果與流轉之詩》(2013)、編著《同濟十年詩選:2002-2012》(2012,與人合作)等著作。現為同濟大學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另兼深圳《飛地》叢刊專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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