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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靜: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 南方都市報   發佈者:智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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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年12月14日 22:14

  邵聰發自北京記者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獲悉,柴靜講述央視十年歷程自傳性作品《看見》新書首髮式,將於本週六下午在首都圖書館舉行。屆時,老友白巖松、崔永元等也將到場,與柴靜一起回顧中國社會十年來的變遷之路。南都記者對柴靜進行了簡短專訪。

  南都:什麼機緣促使你寫這本書?

  柴靜:陳虻在2009年底去世,對我是一個刺激,他是一個生命力極強健的人,盛年離開人世給我們這些身邊的人一種不可置信的感覺,就像眼睜睜看著枝繁葉茂的大樹倒下一樣。那時會覺得,死亡這種剝奪是不加選擇的,它不可能等你完成了,才來。人其實是背對著死亡一步步倒退著生活的。他生前曾對我說,人最可怕的不是死,是沒有了記憶,或者沒人印證你,那才是死亡。我就想,寫是一種印證,不要無意識地活著。

  南都:你在序裡說沒有刻意選擇寫標誌性事件,「我只選擇了留給我強烈生命印象的人」。你選擇講述的這些故事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其中有誰可能是最讓你「不安」的?

  柴靜:我寫前沒有提綱,誰浮現在我心裡,我就寫誰。這個「浮現」是他們給我造成過衝擊,把我原來對世界的認識衝垮了。而我原來的認識半就是對生活模式化、概念化的成見,我以為自己想要獨立,但成見就長在我的血肉之中。這些人侵入我的頭腦,破壞了這個模式,這就是不安。

  我不是在寫感動我的人,是在寫撼動我的人,沒有善惡的前提。一類人侵入的是我的認識。我寫了盧安克,他的「不要有目的性」、「不要想改變世界」、「強大的人不是征服而是承受」等說法,推翻了我對職業的習慣性看法和長期的生活觀念。他的這章我寫得最長,超過兩萬字。也寫了入獄的陳坤志,他說「這事件中沒有英雄,每個人都是為了利益」,改變了我原來黑白二分的職業習慣,讓我再也不敢輕易評論我不深知的事件。這世上沒有「群像」,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有訴求的人。比如周正龍,他讓我知道這世界上有各種看法,靠評論誰也不能說服誰,要靠報道。在孤懸一線的調查過程中,只能緊緊扣住邏輯鏈條步步上溯,精確,很笨重,但越精密越除魅。

  另一類人侵入的是我的感受,比如寫《山西,山西》時那個從來沒見過星星和白雲的6歲女孩,是她讓我開始回憶在故鄉的生活,寫下第一句「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我才發現我一直閉著眼睛不願意看的東西,可能是基於痛苦。我需要把自己當成當事人來寫,克服情緒的障礙,誠實地寫。在寫汶川地震時,我寫了親人的離世,也是我從來不想談的事情,但繞不過去,要寫地震中的人,就非寫這段不可,採訪是生命的往來,沒有可能只往不來。所以我說,寫的時候人才能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對別人認識越深,對自己也越有恍然大悟之感。也寫了我身邊的人,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就是一種教育,一個人的專制和僵化,往往不自知,需要像淋雨一樣一遍遍被澆透,乾涸,滋養,才能撼動那種「我是不會錯」的蒙昧狀態。

  南都:這種回顧式的文字與你在新聞報道中的講述話語比較,區別是什麼?

  柴靜:書畢竟不是節目集錦,那樣太不敬重書了。區別是,新聞報道常常是一個概要,一個框架,它是真實的,但往往不完整。比如寫小學生連續服毒自殺的《雙城的創傷》,節目很多人都看過了。但我一直有一些堵在胸口不吐不快的話,就是有一些我知道的事,但我沒有在節目說。

  一個原因是大眾電視平台的特點,另一個原因是我自己的成見,我害怕說出來的後果。但在書裡我會寫下來。老捨有過一個看法,說他寫《二馬》的時候,老是刻意在寫倫敦人與中國人有什麼不同,結果寫成了新聞報道。所以失敗了。他說新聞是要寫不尋常,而文學是要寫尋常,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美國那個著名的新聞報道《屠場》寫得很好,影響力也很大,但他說,假若換作托爾斯泰來寫,應該能寫得更深廣,更富有人性。我寫的當然配不上說是「文學」,但還是希望寫得尋常一些,富有人性一些,也就是誠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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