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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派」羅援

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 南風窗   發佈者:歡樂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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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年4月18日 19:45

森嚴的崗哨之內,是一個空曠而寂寥的大院,身臨其中,感覺週遭事物好似被定格。而這出奇的靜態,在羅援那裡卻有著頗為貼切的解說。

「你看上去非常平靜,實際上我們軍事科學院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在進行著一場戰爭的預實踐。這裡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有些人譏諷我們是『紙上談兵』,但不要忘了,有詩雲,『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作為解放軍最高智囊機構,軍事科學院的使命旨在謀劃如何「打勝仗」。自從1978年調入到這裡,由一個普通軍官慢慢升擢到少將,羅援的大部分軍旅生涯都是在這個機構裡度過。見面時,全國「兩會」剛剛閉幕。在本次會議上,羅援可說是唯一一位受到輿論廣泛注意的軍隊政協委員,他的有關加強南海戰略的提案一經提出,便被外界視作一種進取型的軍事姿態。但這個提案只是他所提交的6個提案中的一個而已。

「軍隊政協委員應姓軍,要為民。也就是要為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鼓與呼。我這幾年的提案都是圍繞著這個主線。我們和其他社會集團分工不一樣,軍隊是一個特殊的武裝集團,必須常備不懈,不能和平時期建和平軍。說實在的,軍人沒有和平時期,只有打仗的時期和準備打仗的時期。」

這種談吐,是他一向為人所知的鐵血風格的延續。在軍言軍,雖是一個軍人的分內,但他那不失個性和鋒芒的言論,又頗能填充人們對於中國軍方的想像欲與好奇心。儘管大數時候,人們並不一定能自他的話語中得到多少真切有用的判斷,但在國際軍事縱橫的輿論角力中,他無疑非常到位地「扮演」了一個無所畏懼的「狠角色」,被視為中國軍方知名的「鷹派」代表人物。這個角色又恰恰吻合了中國公眾內心的某種期許:我們的軍人,是應該有一點兒精氣神的。

軍人言戰

入伍44年,羅援身上有著一種典型的軍人氣質,話講得粗線條而富於原則。但與一般官員處世圓潤的風格不同,在一些問題上他並不表現得遮遮掩掩。因此對於「鷹派」這個我們認為可能觸犯忌諱的稱謂,他卻能欣然領受。不過熟悉他的人以及他本人更為通常的做法,是會在這稱謂前面附加一個定詞—「理性的」。早些年在美國訪問,他即直面那些指他是「解放軍中的強硬派」的人,強調解放軍的「鷹派」不莽撞、格調高,不光是和人比嘴巴硬,還要比拳頭,比智慧。

他所從事的軍事科研工作,簡概說來就是一種智力層面上的軍事競爭,要在這更為隱性的較量中達到未戰而先勝的目標,對於一個軍人來說,不具有一個明晰的價值判斷作指向,當然是不行的。羅援時常掛在嘴上的話就很能說明問題,「作為一名軍人,必須天天想打仗、會打仗、敢打仗,打贏才是我們軍事工作的硬道理。」

不戀戰,無以為兵。承平年代,人人都不免有沉浸在溫柔鄉里的危險,軍人們是否仍有隨時提槍上陣的力氣?從這個道理上講,毛澤東當年告誡三軍「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不無用心。中國軍方在這個思想督促與陶冶上一直以來並未鬆懈過,軍界流傳著著名的「三問」,一位解放軍高級將領曾對將士們發問,「你們現在誰在天天想打仗?想打仗的人有多少會打仗?會打仗的人有多少敢打仗?」作為將領中的一員,羅援能夠給出的回答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不準備打仗你就是違憲啊。當然現在有些軍中敗類整天把心思用在跑官要官上,而不是一門心思謀打贏,這是軍中大患,戰爭大忌。」

有時候下基層,聽下面一些人大談要傚法《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這話在羅援聽來不免大而且空,「軍事是分層次的,不同層次有不同標準,最高層次才是要考慮不戰而屈人之兵,基層戰士要考慮的是怎麼戰而屈人之兵。」

動不動就把「打仗」掛在嘴上,難免會被一些人視作盲動好戰分子。但對於紅色軍人家庭出身的羅援來說,對於戰爭的接觸幾乎是從一出生就開始的。他的父親是中共早期隱蔽戰線上的領導人之一、後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和國務院副秘書長的羅青長,這種家庭長大的孩子,受到父輩們的熏染幾乎是不可避免的。1968年參軍後,大哥羅抗曾送他4個字:百煉成鋼,早年在軍中,羅援吃了不少苦頭。

「我們『紅後』身上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樂觀向上,不服輸。這個軍隊是我們共產黨創造出來的,我們每個人一生下來,就必須知道我們是為什麼而生,為什麼而存在。」羅援圈子裡的一位「紅二代」說道,「假如這個國家有危險了,我們『紅後』會第一個衝上去,假如這個國家亡了,我們會是最後一個倒下的。因為父輩教育我們要為這個國家負責任。羅援大哥和我們都是一樣的,這是我們革命軍人後代的本色。」

在這個各種各樣的「二代」被人們嘲弄的時代,類似的話語方式在軍中的「紅二代」們這裡,似乎並不怎麼犯忌諱。

物以類聚,「鷹派」的身邊,自是不乏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時不外談兵論戰、談古說今,常常也在思想上碰撞交鋒。劉少奇之子、近來於軍中以鐵腕反腐著稱的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前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羅援也都是一起在兵營中摸爬滾打過來的發小。「紅後」們在軍隊中的嶄露頭角被那位「紅二代」解釋為理所當然,黨指揮槍思想的貫徹,一部分必然落到這些受過革命思想教育的人身上。

「我們是承上啟下的一代革命軍人,軍人當然應該有一種建功立業的衝動。我這個人就這麼一個性格,現在當兵也44年了,不怕鬼、不信邪。」幾年前在美國CSIS智庫演講,講到激切處,羅援就把毛澤東那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警言拋出,效果據說相當好,台下一些華僑拄著拐棍兒起身呼應不說,連美方的軍官也特意起身與他握手致意,他從中總結,「只要我們能不卑不亢,敢於直言,也是會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起碼不敢小看你。」

這種內心的強大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真實的戰場。羅援入伍時,正是邊釁不綏時期。1970年代初,抗美援老(撾)戰役打響,沙場點兵,他也上了前線。那年代的戰爭被史家形喻為中國以中世紀武力和現代化的外國軍隊抗衡。剛出國,作戰經驗又不足,戰士們在高炮陣地上曬床單,結果陣地暴露引來轟炸。本可躲到防空洞避險的戰士們紛紛跑到陣地上去,架著炮打敵機,這場面讓羅援很受啟示,覺得武器裝備落後,以後可以趕超,沒有作戰經驗,以後也可以積累,但如果沒有戰鬥意志,一切都是白勒。

只是在今天的背景下,羅援的「敢於言戰」,很容易遭到圍觀。聽得多了,有些人蠻不把他的話當回事兒,你把別人忽悠上戰場,如果國家有難,你們能上麼?你們的子女是不是早就給送到國外去了?

對於羅援們來說,這樣的質疑是需要經常面對的。「我是上過戰場的人,有發言權,我的女兒女婿也都在國內,如果國家有難,我會第一時間動員他們為國效忠。」羅援也不知道這樣的解釋是否有用,他只能是,說自己的話走自己的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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